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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都为谁流过眼泪?十哭感天动地
发布日期:2019-09-06 00:58   来源:未知   阅读: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有坚硬如钢的意志,又有善良柔和的心地。一样的鲜明,一样的强烈。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

  的母亲文七妹,1867年2月12日出生于距韶山冲20余里的湘乡县四都唐家(后改为棠佳阁)的一个小康农民家庭。文七妹的父亲文芝仪将自己13岁的女儿许给韶山毛家。13岁的文七妹与18岁的毛贻昌订婚。

  1893年12月26日,降生,全家人可高兴了,出生不久,外婆和母亲就把他抱到石观音庙叩拜神灵,并寄名为石头,寓意好养好长。因排行第三,家人就叫他“石三”,母亲昵称他为“石三伢子”。后来,文七妹又让认七舅母为干娘,因七舅母家孩子多,意在托福、好养。可见母亲对疼爱有加。在母亲的呵护下,不知不觉长大了。

  的父亲毛贻昌是一位不善于表达自己、墨守僵化的人,且非常严厉,性情暴躁。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纯朴善良,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因此夫妻为了这些事情经常发生争吵。

  文七妹经常带着偷偷地去接济穷人。母亲的美德对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在读私塾的时候,由于离家较远,和许多同学一样常带午饭。一天,细心的发现,有一位同学每当吃午饭的时候,就独自跑到外面去,好像有意避开同学们。他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位同学是因家里穷,无饭可带,饿着肚子上学,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把自己带的饭菜分给这位同学,待放学回家,自己放下书包,就急忙冲进厨房里弄饭再填饱肚子。母亲以为午饭带得太少,第二天就换个大碗给儿子带饭,可放学后,仍然跑到厨房狼吞虎咽地弄饭吃。当母亲问清儿子的真实情况后,非但没有责怪儿子,还很高兴地说:“孩子,你这样做是对的。”从此,母亲让每天带两碗米饭。

  有一年冬天,离家去学校读书,路上遇着一个穷苦的青年,看见他在风雪的天气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冷得发抖,就主动和他寒暄,后来还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他。及至假期回家,家里检查他的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如实地说了出来。又有一次,旧历年底,父亲叫去取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他就把手中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在很多方面,的想法、看法同母亲都是一样的,曾经风趣地说:“我家分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雇工也包括在内。父亲给设计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成为一个会赚钱、能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却与他父亲的意愿相反,他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去见大世面。为此,父子间经常发生矛盾。当然,文七妹都是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的主张。在读书与赚钱的问题上,文七妹很支持读书的想法,于是她和一起劝说毛贻昌。坚定地对父亲说:“爹,我一定会学出个名堂来!”父亲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临行前,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簿里,诗是这样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启程这天,父亲带着一家人:文氏和泽民、泽覃、菊妹子(的妹妹毛泽建),把送到塘岸上。离别时,母亲深情地说:“我石三伢子是有出息的,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对母亲的感情很深。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专程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可见对母亲深深的情意。1918年夏,从长沙赴北京,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

  为了求学,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早早地便离开了母亲,只是在1919年春,把患病的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疗,母子才得以短聚。期间,和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

  1919年10月4日,正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他一边组织各驱张代表团到各地宣传的具体事宜,一边准备驱张的宣传资料,忙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韶山家里派人到长沙找,给送来一封紧急家书。

  家乡来送信的人,是的一位堂兄。他告诉,婶婶在昨天晚上就有出气没进气了,所以,叔叔要我来长沙,要你和泽覃立即赶回去,晚了恐怕见不到你母亲了。

  一听,如五雷轰顶。他怎么也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快就离开人世了。因为前两个月,母亲患淋巴腺炎,自己还回去接母亲到长沙治过病,刚送回去不到两个月,怎么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一时间,呆若木鸡,站在房子里一动也不动。

  堂兄的催促声,使惊醒过来。他匆匆忙忙安排了一下有关事情,就带着小弟毛泽覃随来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当时,由于韶山不通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100来里的崎岖山路,他们走了一天一夜。

  即便如此,当赶回韶山时,由于送信的堂哥走了一天多的路,前后就过去了三天,这时母亲已过世两天了,按照韶山的习惯,母亲早就入棺。

  毛泽民见哥哥这样伤悲,便劝说:“哥,你也不要过于伤心了。你不知道,娘在临终时,一直在呼唤着你的名字,说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母亲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在眼前出现。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那伟大的人格和善良的心肠的追思之中。少顷,他用笔在一张白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来祭奠的人们,看到了那发自肺腑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

  第一副挽联的上联以春风、春晖为喻,借春之长青,颂扬了母亲的德泽长留人间,令儿孙永世难忘;下联则以韶山秋雨来比喻及兄弟们的悲哀泪之多,表达了母爱之深沉和儿子哀思之无穷。纵观全联,想象驰骋,神思巧运,用词精当,对仗工整,哀恻动人。母子情深,跃然纸上。

  第二联则是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怀念。上联生动地描绘了母亲在病危中不见长子在身旁时,那种呼唤儿子、想念儿子、关怀儿子的动人场面,诉说了作为长子未能报答母亲恩泽的感慨;下联则抒发了母亲终生信佛但不能长生的无限惋惜之情,追忆了慈母的形象和从此难见母亲音容笑貌的绵绵深情和无限悲痛之意。

  第二天,也是母亲出殡的日子,长跪在母亲灵前,声泪俱下地诵读了自己用泪写成的《祭母文》:

  的这篇《祭母文》,全篇记述了母亲的养育深恩和盛德高风,字里行间凝结着母慈子孝的真诚情义,也深深地追忆了母亲平生对他的养育之恩,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更表现出了面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死亡的那种悲痛心情。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因父亲思想先进,她虽女儿身也能从小有名、有字、有号,7岁即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

  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留学日本、英国,10年后回到长沙任教授,闻名三湘。他那在门上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寓所,总引来大批莘莘学子前来求教,第一师范的学生也于1914年跨入此宅。对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在此期间,杨开慧与相识。

  关于杨开慧是如何认识的,史料上无确切记载。毛杨见面的时间应为1914年春。其见面的情况,根据许多人的回忆,各种说法大致差不多,即杨开慧先看了写的文章后才见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轻轻走了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坐在那儿,边看边赞不绝口。她轻轻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一看,只见上面题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

  于是,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看完这本日记,杨开慧便对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一个星期天,同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几位好友一起来到了板仓杨寓。他们是应杨昌济之约,前来杨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的。

  众人一到,杨昌济满面笑容地将他们迎进客厅。杨开慧正在房内看书,听到说笑声,也从里面出来,这时客厅里热热闹闹的。杨昌济见杨开慧进来,马上向学生们介绍:“哦,这是小女开慧,正在家里自修。www.kj756.com!”

  然后,他又向杨开慧逐个介绍青年们的名字。这时,开慧才知道这位高个子青年正是。、蔡和森、陈昌、张昆弟都热情地与杨开慧打招呼。说:“开慧同学,听杨老师讲,你在家发愤自修,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杨开慧人虽小,却在父亲的学生们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她调皮地回答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正是的主张,一怔,马上问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说过这句话?”

  年少的杨开慧当时常听家长称赞润之,但只视他为兄长。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于9月间也到了那里,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据在陕北对斯诺所述,正是这时“我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

  杨开慧选择爱人是非常认真的。据她说,看到的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才表示同意。1920年两人返湘后,对杨开慧仍一往情深。不过,“风华正茂”的也是长沙城内别的才女追求的对象,杨开慧非常不安。她当时的嫂子、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后又嫁过李立三、蔡和森),直接去向挑明杨开慧的心思。则说明心爱的人只有“霞姑”。据李淑一回忆,杨开慧随即收到一首抒情的《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久,二人结婚。1922年,杨开慧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翌年,离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杨开慧生性要强,本想独立工作,但家中有幼儿,丈夫又忙于事业,一时不大好受,夫妻间也产生了所讲的“误会”。在婚后第一次离别时,写下了一首致妻子的词《贺新郎》,说明“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并期待“重比翼,和云翥”。

  “八七”会议后,潜回湖南时,先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8月16日,他又在杨开慧陪伴下潜入长沙,住进了岳父留下的那座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房子。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并叮嘱最好扮成郎中(医生)。这次话别,就成为这对夫妇的永诀!

  1930年10月24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被捕。敌人连8岁的岸英和保姆孙嫂也没放过,把他们同杨开慧一起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随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

  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名单,交代和联系的方法。可杨开慧始终坚贞不屈。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最终只得利诱她:“只要声明与离婚,就可以获得自由。”但敌人得到的只是杨开慧的严词拒绝:“让我和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此时中共地下党和杨开慧的亲属们都在紧张地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出面保释,却徒劳无功。

  敌人威逼利诱皆无效果,一怒之下,终于举起了屠刀。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杨开慧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临刑前,敌人最后一次来劝降。杨开慧义无反顾地回答:“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1年春,在指挥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立即采取对策,领导红军跳出外线,开始了第二次“围剿”的战斗。当部队行进到闽西的一个小镇时,从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共党匪首之妻杨开慧昨日在长沙被处决。”

  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大脑一时出现空白,脸色苍白得似大病一场,吓得警卫员吴吉清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和他一起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指挥部,他拿过手中的报纸一看,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朱德只好劝要节哀顺变,并说开慧牺牲得很勇敢,不愧为你毛润之的妻子。

  自从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一直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但是,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历史巨人,他只能暂时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

  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红军也回到驻地休整。这时,再次想起了自己的爱妻。他要警卫员找来笔墨,给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对杨开慧的死表示无限的怀念和追思,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在一张纸上为杨开慧写了碑文:“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同时,还交给有关人员大洋若干,要他们设法送到板仓杨开慧的亲戚处,作为立碑之费用。

  对于爱妻杨开慧的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深知杨开慧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她是的夫人。所以,多年来,一直思念着杨开慧,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也始终占着主导位置。1950年,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说:“你霞姐(指杨开慧)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不久,就要毛岸英回湖南,代他为杨开慧扫墓。

  1957年2月,杨开慧青年时期的挚友、时任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的李淑一给写信,信中说:“1933年夏,道路传讯直荀牺牲,我结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曰: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最后,李淑一还希望把过去曾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抄赠给她。

  收到信后,于当年的5月11日给李淑一回了信。他在信中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人,不是前后辈的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在信的后面,还特别拜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里说的游仙诗,便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词中的“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赞美。痛惜夫人“骄杨”之情,毫不掩饰。虽无李淑一词中的那样“满衫青泪滋”,却有“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样淋漓悲壮、动人的绝唱。

  大概是给李淑一回信后的第三个星期,在北京接见了他在长沙清水塘时的保姆陈玉英,他们又一次谈起了杨开慧的死。说:“开慧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杨家对我的恩惠不浅,开慧帮我很大。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身边还有岸英啊!见到你,我就像见到了开慧一样。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北京走走,到我这里看看。”

  说完,又站在窗子边,沉思了良久,像是对陈玉英,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知淑一代我去扫过了墓没有?”

  1962年,恩师、岳父杨昌济的老朋友章士钊到的住处叙旧。对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他们又谈起了刚刚写下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章士钊谈起对这首词的感受:“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这诗意实在是美,特别是以‘杨’‘柳’二烈士的姓组合成,那么轻巧而又一语双关,真是很贴切。你在这里通过杨花柳絮的飘扬,指出了两位烈士的忠魂已凌霄直上。杨、柳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不过,我想请问主席,这词中的‘骄杨’之‘骄’,应怎样理解,是否可解释成‘娇’?”

  沉思了一会儿说:“行(章字行严)老,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的意思很清楚,应该作‘骄’字解。在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他的“骄杨”,他不能容许有任何越乎“引为骄傲”的解释。

  到了晚年,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桌前,一边慢慢地蘸着毛笔,一边在思索着什么。良久,缓缓抚平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4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

  儿子和媳妇的呼唤,使停下笔,直起腰在思索着什么,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要重写,赶忙递上一张空白的宣纸。

  没有接纸,慢慢地摇了摇左手,然后语调缓慢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说完,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首词,然后,双手拿起来郑重地交给了儿子和媳妇。

  是啊,称“骄杨”,表达的是对杨开慧的赞美;称“杨花”,则流露出对杨开慧的眷恋和怀念之情。所以,他认为称“杨花”也很贴切。

  在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逝世。在给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中特别强调:“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出自一位已69岁的老人,且为国家最高领袖之口,对杨开慧的无限深情就可想而知了。

  1930年3月,脚穿草鞋,冒着春寒,率领红军来到兴国。一个寒冷的夜晚,召集中共兴国县委的主要干部开会。开会之前,县委的一个干部借着灯光,发现没穿袜子,只穿一双黄麻草鞋,就急忙找来布鞋和袜子,请穿上。

  可是左说右说,怎么也不肯穿上。那个干部便说:“这是慰劳红军剩下来的,你就穿上吧!我们有的同志也穿了,不要紧。”

  听了,严肃而温和地说:“现在是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我们干部必须同劳苦工农大众一起过艰苦日子。如果干部不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那就必定会脱离群众。而脱离了劳苦大众,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就是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也要艰苦奋斗。这一点,请在座的同志千万不能忘记。再说,这是群众一针一线做来慰劳红军的布鞋,我怎么能穿呢?”

  县委书记胡灿红着脸说道:“毛委员说得对,不论什么时候,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拥护。”

  从此,兴国的苏区干部日穿草鞋,夜提灯笼,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一意扑在革命事业上。

  1933年底,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府收到毛主席从瑞金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特别问到:樟树塘的小桥修好了没有?乡干部看完信,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1933年11月,毛主席率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长途跋涉,从瑞金来到兴国长冈乡作调查。

  一天,在去访问代耕队长、女犁田手李玉英的途中,经过樟树塘,看见横跨小溪的木桥桥面很窄,桥栓又断了,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对乡干部说:“这木桥太小,而且又坏了,会跌倒行人。尤其是小孩上学和大人挑担过这小桥,更是危险,要赶快修好。过桥走路这样的实际问题,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时刻注意,认真解决。”

  这时,正好有个女孩要过桥,看样子有些害怕。毛主席便伸手拉着小女孩慢慢地走过小桥。说:“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就会团结在的周围,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那位乡政府干部听了连连点头,并说:“乡里已经准备了木料,只是碰巧木匠没空。我再去催他快来修桥。”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

  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而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岁的贺子珍参与组织“永新暴动”,不久与兄长贺敏学随部队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和初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部队进驻茅坪时,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当袁文才向介绍贺子珍时,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

  对于,贺子珍早有耳闻,她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和不少文章,对他在湖南领导轰轰烈烈的农动更是敬仰不已。初次见面,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进驻井冈山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事有凑巧,贺子珍也因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相处甚好,常去袁家串门。出出进进,与贺子珍见面多了起来,有时候不忙,还坐下来和她聊聊天。言谈中,发现,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内秀。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同时协助在宁冈、永新等地做社会调查。

  很快发现,贺子珍善于鼓动人心,发动群众的能力很强,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所看重和喜欢的。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的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喜欢上她了。有一次,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做的社会调查,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这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转向了纯洁的爱恋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以凝重的心情对贺子珍讲起了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孩子,讲起了对她们的思念和牵挂。贺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诚重重地撞击着,一种激动和怜爱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后,贺子珍曾这样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尽管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且不说两人在年龄和党内地位上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和杨开慧感情甚笃,而贺子珍虽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个人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的中共早期党员、永新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然,那时他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贺子珍并未对他表露过。

  自从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的确是一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就商量出一个联姻的妙法。他们认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不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娶了她,他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他们联手向提出了这桩婚事。英明睿智的,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当袁、王向他联手保媒时,他立即觉察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对袁、王是一个刺激,他们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怀疑。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同意了这桩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罗下,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但却是他们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遵义会议后,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在这段急行军中,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这是她和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1935年2月15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贺子珍无暇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留下。

  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把女儿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钱希均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贺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后来,钱希均向讲述贺子珍生孩子及孩子的情况,坐下认真地听着。听了钱希均的介绍,凝视着躺在担架上的爱妻清瘦的面庞,深感愧疚而自责。走到贺子珍身旁安慰:“子珍,我们为了穷苦大众的幸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下一代!听你们说张二婆行善心肠好,把孩子寄养在她家你放心,我就放心了。根据地建立了,条件好了,我们再把女儿接到我们身边吧。”

  贺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

  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才有了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实在太劳累了,于是便坐在火炕边的一张小行军床上休息一下。毛岸英则坐在火炉子边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

  上午11点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嗡嗡地向北飞去。司令部作战室的参谋们认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所以没有太在意。但是在洞口值班的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却很为彭总的安全担心,尽管他不知美军轰炸机的目的是什么,但总不会无缘无故地从这里经过。他匆匆走到彭总面前说:“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的一句话把成普镇住了,恰在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跑到作战室。他也是看到飞机后怕彭德怀出事才匆匆赶过来的。成普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赶快要洪学智催彭德怀进防空洞。

  洪学智和成普等人进到作战室,不由分说地把彭德怀拉起来就往防空洞跑,毛岸英等人也在收拾东西。正在这时,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四架轰炸机一下子就到了作战室的上空,并从机上甩下了上百个银色的东西。原来那就是凝固汽油弹,因为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光下显得十分明亮而刺眼。成普在喊:“不好,快跑!”

  话还没落,炸弹已经响了,作战室顿时升起一股熊熊烈火,并很快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也被炸弹的冲击力掀到旁边的沟里,半边脸被烧起了大泡,他立即朝没有火的地方滚去,才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

  望着作战室的熊熊大火,司令部的人都急出了眼泪。彭德怀也挣脱警卫员的手,去指挥灭火和抢救,并焦急地问:“有哪些人没有出来?”

  大家怕敌机再来,赶快把志愿军总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悲寂的气氛。特别是彭德怀和洪学智,他们不知如何向报告。过了很久,彭德怀从通讯参谋那里要来一张电报纸。他要亲自给起草电报。一会儿,彭德怀把起草好的电报交给成普,要他马上发出去。只见电报是这样写的:

  不到30个字的电文,彭德怀写了20多分钟,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向交代。

  收电员收到志愿军总司令部的这封电报后,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没有直接送处,而是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接过电报一看,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白纸黑字,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稍过了一会儿,他立即拨通了和朱德的电话。三人很快就到了周恩来办公室,他们要商量怎么向汇报好。

  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马上报告好。于是他们三人一起到了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

  有些莫名其妙,忙问:“恩来,少奇,老总,你们今天一起来找我,又有什么大事情?是不是德怀那边打了胜仗?”

  最后,还是周恩来慢慢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说:“主席,彭老总来电报了,说岸英他……”

  急切地接过电报:“岸英发生了什么事,负伤了?”一边问,一边展开了电报。一看那内容,便一下子坐在沙发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朱德看见那悲哀的样子,忙劝说:“主席,你要节哀,岸英是个好孩子,很勇敢!”

  似乎没有听他们说话,而是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子前,自言自语地说:“毛岸英,1922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清水塘,今年28岁,是我和开慧生的第一个儿子。”虽然当时忍住了,可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心里还是非常痛苦的,他偷偷地背过脸去,大颗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

  就在毛岸英牺牲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汇报工作,并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最后,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对说:“主席,你把岸英托付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听了彭德怀的话后,又一次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沉思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缓缓抬起头,慢慢地说:“德怀,你不要自责了,革命战争,总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的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由于在对待儿子牺牲的问题上是这样的豁达,所以,彭德怀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所以,后来他就岸英的善后事宜专门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接彭德怀信后,立即报告给,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最后,毛岸英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亲生儿子,从此长眠于异国他乡,但同时也成了中朝友谊的象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难了,不但要承担失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的痛苦,他还要向他那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刘思齐作解释和劝导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一人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他不能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儿媳,因为他怕影响刘思齐的学习,所以,每周刘思齐来看他时,他还要强装笑脸。刘思齐问他为什么没有岸英的消息时,他总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她。就这样到1953年,已经是岸英牺牲两年以后,感到再也不能瞒着刘思齐了,于是,想了很多办法来说明这件事。

  那几天,煞费苦心,费了很多周折。他先向刘思齐谈到他们家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好几位亲人,有岸英的妈妈杨开慧,有岸英的两个叔叔毛泽民、毛泽覃,有岸英的姑姑毛泽建,还有岸英的堂弟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等。说得很多很多。但还是没有说出毛岸英的牺牲。

  刘思齐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父亲为什么同自己谈起这些,难道岸英也……刘思齐不敢想下去了。

  几天后,刘思齐又一次到了中南海,这一次,她想问清楚岸英究竟怎么了?当时,周恩来也正好在场。当着周恩来的面,才把岸英已于两年前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刘思齐。

  听到这迟到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刘思齐天旋地转,痛不欲生,哭了许久。最后,还是开导刘思齐说:“娃,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当刘思齐提出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摇了摇头说:“我还是那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李银桥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他11岁参军,1947年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不久,部队便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1947年8月19号,叶子龙和找李银桥谈话。那时,中央纵队叫三支队,叶子龙任参谋长,任副参谋长。“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去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干脆实际,“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讲话注意强调原则和革命道理,“任务既光荣又重要,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李银桥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他11岁当兵,十来年一直当特务员(即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组织上选中他给当卫士,本不足怪。可是,与他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

  叶子龙和始料不及,有些惊诧,有些尴尬。李银桥也感觉到话讲得太满,不妥,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的决定我服从……”

  “今天你先去,”皱着眉头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一天行军,李银桥就走在和周恩来之间,始终不曾理睬李银桥,甚至不正眼看他一眼。李银桥多心了:“准是叶子龙和跟主席汇报了,主席生了我的气。”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盘腿坐在炕上,借着油灯的光亮查看。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吭吭”大声咳嗽,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小李,快扶德胜(的笔名之一)同志出去透透气!”

  李银桥也“吭吭”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德胜同志,透透气……等烟散散,再看图吧。”

  甩开李银桥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然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着墙壁走出窑洞。

  出了窑洞,立住脚,迎风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踱步。他走得慢,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步子时大时小。他听到李银桥的脚步声紧跟身后,却不回头看一眼。看来误会深了……李银桥一阵阵难过。

  突然,站住了脚,两眼望天,慢条斯理地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银桥一愣,立刻环顾左右,没有第三个人。李银桥迅速振奋起精神,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噢呵,你很有自知之明么!”转身,终于望着李银桥,“你是哪里人呢?”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李银桥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他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他又感到与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了许多。他小声问:“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好。讲得好!”点点头,继续散步。片刻,脚步一停,重新望着李银桥,“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李银桥怔怔地没出一声。他低下头,怎么回答?种种迹象告诉他,一定知道他不想干的情况了。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

  随之而来的一阵沉默。先打破沉默,话讲得有些吃力:“嗯,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里工作?”

  “嗯,三八年,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

  “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李银桥叫了起来,并且急出了汗,“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习惯就有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手里这根柳木棍,那算什么?不过是孙振国扛行李包袱的木棍子。离了延安他送给主席用,主席一用就再不肯换,掉到山下,宁愿等人捡回来也不肯换根新的。一根木棍子还这样,我可是个大活人呢,主席用惯了还肯放吗?”

  “哈哈哈,”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认真地望着李银桥,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年,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作我卫士组的组长。”略一沉吟,做个手势:“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有了解。”将手轻轻一拂,李银桥便退下。

  据传,在与李银桥谈话前,已经听说了李银桥不愿干的消息。他当时怔了怔,忽然把手朝外一指,大声说:“你们不要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

  李银桥嘴里说不愿干,心里也这么想,然而一旦干起来,还是全力以赴。对工作热情负责,是他参加革命后养成的习惯。不懂偷懒,也不会偷懒。来到身边后,李银桥对他的习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是见不见客,他只需递个眼色李银桥就知道该怎么办。有时他刚想到李银桥就替他办了,连眼色都不用递。这种默契配合使大为欣赏,几次抚着李银桥手背说:“我们很合得来,你是善于发现规律的人。”

  1948年2月,中央前委机关住在杨家沟。一天,李银桥给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像是思考什么重大事件。李银桥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悄然退出。

  “今天是19号。”搬着指头,“8月到9月,9月到10月……今天是2月19号。半年,整好半年……”他望着李银桥,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有些不安:“如果主席……”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吧,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李银桥没有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边定的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定约。”

  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不久,彭德怀便向报捷: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五个旅,击毙敌29军军长刘戡。到1948年8月,在西柏坡对李银桥说:“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

  李银桥说:“主席,不用再借了,我不想走了。我愿意随你一辈子。”李银桥说的是心里话。三次借用,追随左右,目睹他以超人的智慧、意志和力量扭转乾坤,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啊!的魅力和人格深深吸引了他,感动了他,他心甘情愿去服侍一辈子。

  1953年,李银桥担任了的副卫士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银桥,当官了,不值班了,可是老不见面也不好吧?我们再定个协议,你一礼拜值两个班,让我经常可以见到你。”李银桥说:“行,就这么定了。”1956年,李银桥担任了的卫士长,仍然坚持一礼拜值两个班,侍候的衣食住行。

  1962年,李银桥要离开去天津工作了。那天,照习惯躺在床上办公。床栏上搭条毛毯,毛毯下垫了枕头,就那么靠着批阅文件。李银桥悄悄来到门外,想等办完公再进去。可是,屋里响起的召唤:“银桥,你进来。”

  李银桥站在床前,用一只手握住李银桥的手,另一只手在他手背上轻抚。就这么无言地守着,谁也不说话。

  李银桥先哭了。他一哭,立刻也落泪了。李银桥抽泣着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流着泪叹息:“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是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可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够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

  用手一拉,把李银桥一下子揽入怀中,抱紧他放声大哭:“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他不停地用手拍打李银桥的后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李银桥怕他哭伤身体,先禁住自己哭,再去劝他。一句话没劝完,李银桥自己早又哭出了声。

  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就是我最后一位卫士长。”

  40多年前,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

  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向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的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1973年4月2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

  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而下。李庆霖这位小学教员的信,深深打动了曾经也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大领袖,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

  他抖抖索索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

  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贺龙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有着与生俱来的斗士性格。生于湘西大山的他,一方面继承了先辈们善良纯朴的特质,另一方面又把山民们强悍的个性发挥到极致。贺龙4岁学拳,5岁读书,6岁下水田,7岁会游泳,8岁打堂勇,12岁打翻武秀才,13岁当上“骡子客”,16岁参加“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18岁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20岁时,贺龙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手持两把菜刀带领乡邻20余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缴枪12支,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二是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三是到长沙与中华革命党取得联系,并正式改名贺龙,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在长沙,贺龙知道了。有趣的是,贺龙敬佩是从他的笔名开始的。贺龙听朋友说,在整个湖南非常著名的长沙第一师范有一个学生叫“二十八画生”,个头瘦高,仪表堂堂,精通文史哲,堪称旷世奇才。贺龙很好奇,觉得有意思,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名字。朋友让他猜这个名字的来历,贺龙怎么也猜不出来。朋友便解释,28画正好是“(繁体)”3个字的笔画数。贺龙恍然大悟,啧啧道:“奇思妙想,奇思妙想,果真是旷世奇才,平常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样取名字。”贺龙对的敬佩油然而生。

  不过,与贺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却是在1936年的冬天。此时,贺龙已由一名旧军人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员,成长为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则已成为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

  在黄土高原偏僻的保安小城的窑洞里,当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贺龙以一种倾慕已久的神情望着,彼此用熟悉的湖南口音互致问候。激动的神情和热忱的话语溢于言表。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说:“主席,我在1916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统一指挥,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1.7万余人。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和跋涉,全军尚有1.1万余人,与红一、四方面军比较,损失是最小的。红二、六军团创造的奇迹,自然离不开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贺龙的正确指挥。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进入藏区。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立即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朱德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告诉贺龙、任弼时等人时,贺龙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随后,张国焘又散发《反对、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逃跑主义路线》的材料。对此,贺龙明确表示:“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散发。”并立即通知红二方面军各部队:“接到小册子统统收起来。”贺龙、任弼时等通过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最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称贺龙为贺老总,同时,还称朱德为朱老总,称彭德怀为彭老总。在党内,只称他们3人为老总,一方面是他们或担任过红军总司令或方面军总指挥,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1938年秋,贺龙参加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临汾会议,听取1937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主要内容是王明所作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报告。贺龙听后非常反感。会下,他对关向应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蒋介石把我们搞掉嘛,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实践证明,一年来我们在晋西北执行独立自主原则,成果不小嘛。作为师政委,关向应赞同贺龙的看法,但劝贺龙注意策略。

  但是,贺龙流露出来的不满情绪,还是让支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的人抓住了辫子。他们向党中央写告状信,说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

  关向应听说这件事后,表示反对,但为时已晚,告状信已送到了延安。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对信中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并高度评价贺龙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这一评价,给予贺龙莫大的鼓舞,也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他,使他在一二○师的地位更稳固。

  1942年春,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在贺龙的领导下开展的。当时,有些同志对贺龙产生了误解,并心生不满。得知此事后,开了几次干部会议,解除了一些同志对贺龙的误解。

  1966年,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爆发了。8月间,一伙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借口要追后台而把矛头指向贺龙。在空军中的亲信吴法宪,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法,向毛主席写信诬告贺龙,胡说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日,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了贺龙,他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见贺龙没戴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贺龙看完后,面含怒色,一言不发。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也很坦然,问:是不是找他们谈谈?说:有什么好谈的?并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尽管有的保护,、还是不放过贺龙。在、一伙的唆使下,街上的宣传车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1969年6月9日,贺龙被。

  1971年5月17日,也就是贺龙逝世两年以后,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然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集团和“”的斗争加剧,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1年,摔死在温都尔汗。作为领袖犯过错误,但是,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清理集团罪行材料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贺龙问题的线月底,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他作自我批评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然而,这个自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却对“最高指示”密而不宣,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着手为贺龙平反了。

  12月21日,在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职务时,在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都是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到了1974年9月4日,又催问了这件事。他在一次谈话中问道:“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频频过问之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的一天,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好友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也有对自己在“”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和周恩来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不仅获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尊敬。特别是他们之间彼此信任、长期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的革命情谊,更是有口皆碑。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在他所著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这样比喻和周恩来的关系:“要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共生共栖’这个词语可能是最好的了。毛和周在作风和个性上很不相同,在37年信任和相依的基础上,他们像两人前后坐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实际的,对于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着极大的耐心。周恩来喜欢巨细无疑地执行计划,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他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王牌在握的话。周工作得极好。他是一个营造师,不是一个诗人。”

  斯诺这段生动的描述,比较恰当地说明了与周恩来之间并肩战斗、相互辉映、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

  与周恩来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在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年代,与周恩来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一见如故,便开始有所往来,从而为他们后来的长期而亲密的合作拉开了帷幕。

  1930年代初期,中国内盛行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思潮,的正确主张和做法受到打击和排斥。当时,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与名望都高于,但他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对的军事才华、远见卓识深信不疑。在身处“孤立”境地时,周恩来对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信任,给予了热情的鼓舞和支持。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初步合作。

  与周恩来之间长期的正式合作关系是在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后,特别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以他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政治上支持,从而确立了在红军和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他们之间和衷共济,同喜共哀,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合作,广为世人所熟知和传颂。

  在“”的动乱岁月,对几十年和他患难与共的周恩来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两位伟人互相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催人泪下。

  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再次病倒。并且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周恩来得知病重的消息,立刻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居住的游泳池看望。

  1972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象,他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来。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

  当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亲自指示由、、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早在1965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1974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决定让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身躯上部,焦急地等待着。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周恩来转危为安。

  几天后,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自1971年以后,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拜会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也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他在写给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1976年元旦,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得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孟锦云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她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

  中午吃过饭后,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孟锦云收下来,看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孟锦云给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去世。”

  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他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

  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周恩来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

  孟锦云打电话请示: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孟锦云给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

  孟锦云读着,忍着眼泪。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

  在后来几天里,孟锦云每次给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都会默默地流泪。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上海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大字报上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对与他共事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来,信任周恩来,也知道人民爱戴周恩来,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周恩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那是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河北唐山被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首都北京同样遭到唐山强烈地震的袭击。

  与此同时,红墙内的正在承受着疾病的巨大折磨,他于病榻上签署了生前的最后一个文件。

  7月28日凌晨,当指针指向3:42,中南海大地突然颤动起来,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的病榻摇晃不止……

  、王洪文、张玉凤感到情况异常,预感可能是发生大地震,急速向的卧室走去,住处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此时的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双目微闭,并没有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而感到恐慌。他知道发生了地震,由于说话很困难,便用手摆摆,大概想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惊慌。

  工作人员周福明听见喊声,立即抱着的头部,躬下身挡住。为防止房子掉下东西砸着他,工作人员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这时,走到的床前说:“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天亮后,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的“二O二”。中央办公厅通知的警卫战士用担架把他抬走时,已服过安眠药,刚刚入睡,抬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

  醒后,他发现住处发生变化,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他一再要求回原来的地方去。

  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走到床前,向他解释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还是执意要回去,又再三说:“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只好答应下来。

  当有人报告道:“唐山来人了。”“快请他们进来。”紫光阁会议室里的中央领导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开滦矿驾驶矿山救护车进京的李玉林一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唐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等一同走进了会议室。

  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举行。李玉林等将唐山大地震的全部情况向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一一作了汇报,当他们讲到地震惨景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的反应是惊愕,后来都情不自禁地落泪……

  中央办公厅听取了李玉林等人关于地震灾情的汇报后,起草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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